今天中国没有君主，但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学者却赋予了整个执政党比过去的君王还要更大更集中的权力。
美国宪法因此不仅仅是一套法律体系，而且也是构建美国文化特殊性和政治认同的基础。比如，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经在一个著名的判词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宪法》并不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宪法不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
近几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宪法判决当中引用外国法，引起了法官内部和宪法学者的激烈辩论。⑩在一些经历了宪政转型的东欧国家，引用美国宪法判例和其他国家的宪法判例更是建设宪政和民主的重要举措。共同的敌人促使了美国各个族群开始重新看重统一的国家认同。18世纪末美国革命时代的著名政治理论家潘恩(Thomas Paine)曾有一句名言：在美国，法律是国王(In America, the Law is King)。人民主权首先讲的是主权，即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的自主性。
一般来说，国家身份认同可以来自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历史传统、领土风景甚至饮食风俗等。违宪审查是对于立法机关的立法的合宪性的审查，司法审查不过是说让司法机关来进行审查。[23] 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shaott）著，［英］特里·纳尔丁（Terry Nardin）、卢克·奥沙利文（Luke Osullivan）编：《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为了激发公民们的创业激情，免除公民们的后顾之忧，就需要通过严密且严格的法律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的安全。就集中而言，主要是一种关于权力运行和权力运用的技术性原则。一种是为了个人的充分发展而自我选择的义务，这种义务往往以某种复合性宪法权利或非基本权利[73]的行使为前提，比如一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许会选择学习驾照，但一旦做出这种权利选择，就意味着需要接受或履行相应的义务。[65]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形式着实不能做出全面而无遗漏的列举。
其中，确认逻辑也包含了对中国各族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的继承。[④]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当自我义务被附加上对他义务时，就使得所谓的自我义务具有了不可选择性，这样，他者也就具有了管理甚至支配公民自我义务的机会和政治伦理依据。人大通过行使立法权来确立人大和公民的常规性法律联系，[63]而立法权的行使结果就是人大职权的法定化和公民政治性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当然，对于中国宪法典的解释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指向，比如为了达到中国宪法的法律化或司法化实施之目的而进行的应用型解释，为了明了中国宪法典的本体内涵进而对相关制度做出清晰定位而进行的纯粹学理解释。如果以上述的法理学与宪法学的阐述为依据再去审视和解释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就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 其一，这里的受教育之义务的实体内涵就是第四十六条第2款的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30]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41页。所谓国体（包括国体Ⅰ和国体Ⅱ）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主要是指政府（广义）和人民之间的纵向关系，其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就国体Ⅰ的文化内涵来说，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其宪法规定主要是现行宪法典中的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四条。韩秀义：《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载于《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
因此，就有必要对认真对待宪法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继续推进。[23] 以奥克肖特教授的观点看，强世功教授对中国宪法典有机体式的解读分明是哲学家的想象，而不是宪法学者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一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爱和尊重的性质相当不同。
[⑥] 在笔者看来，中国宪法之五个根本法的提炼，至少具有如下转折性意蕴：其一，以宪法序言为基点，从整体角度完成了对中国宪法文本根本法内容的梳理与解析。或者说，这里的政体主要是有关权力配置以及相应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点。就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来说，宪法典序言已经对其做出了表述。[28] 在体之层面，笔者的解释是较为简化的。囿于篇幅，这里不能对该理论体系的内容做出详尽的解释和交代，而只能做出极为简要的说明：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组织体。（4）通过表彰来鼓励社会自治。
因此，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一个社会的治理水平。[24] 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
公民能否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主要是看有没有机会的平等，而机会的平等主要是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引领下，笔者将首先对既有的解读模式做出归类和评价。
[38] 这一表述中的进步性与人民政协的爱国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逻辑上是相同的。关于政治化实施和治理化实施的内涵，笔者分别界定为：所谓政治化实施，主要是指权力主体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指针、以某种中心工作为目标、以某种运动为方式而运用权力的过程。
对责任感的呼唤虽然具有道德意味，但这种道德并不是以往的那种宏大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而是不同行为体以效率为核心的合作性道德。[79] 换言之，如果中国的政体结构或以人大为核心的治理主权系统真诚地希望中国社会自治能够形成并有序运行，就需要其站在社会自治的立场而不是国家管控社会的角度来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放宽社会结社的基准条件。立足于宪法典整体而对具体宪法条文做出解释。[57]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32] 参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9—773页。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这种纠缠和缠绕依然会在中国的政体类型中有所体现。笔者认为：第一条规定的性质属于对国体中政治关系的定位。
所谓根本法式解读模式，是指立足于根本法与高级法的两个重要宪法学概念的分析，提炼和抽象出中国宪法的根本法，从而在宏观上完成了对中国宪法的根本解读。虽然这种解释较之于强世功教授的解释更为全面，但深入性还略显不足，同时，某些论证在逻辑上也欠周延。
摘要: 在宪法学界，虽然对82宪法的解释模式众多，但共存的一个缺陷是解释框架的缺失。很显然，这种类型的义务同中国政治主权系统中的积极性的或爱的义务存在着极大的区别。诚如郑永年教授所解释的：事实上，政府间放权不仅能够重大地改变政府间的关系（例如：中央——地方关系），而且还能在以后的阶段里，为国家和社会（企业）关系的变化提供动力。确认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机理统摄与支配之下，具体的原因则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⑧] 翟志勇博士对现行中国宪法典文本的解读是建立在对新中国制宪史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的。
精神文明→文明国家对应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其主要作用在于对国家存在的正当性论证和对中国社会特性的表达。所谓政体（包括政体Ⅰ和政体Ⅱ）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主要是指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其具有鲜明的技术或治理属性。
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实属国体之内容。而能够支撑起各种类型国家治理的政体恐怕就不能是是冯仕政教授所概括的革命教化政体，而应是治理建设政体[86]。
